棒球队一名叫赵鑫的球员,目前球速已经能达到时速110公里以上,在目前同年龄段的全国锦标赛中无人能及。(孙懿洁/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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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体育是一个充满梦想和传奇的平台,它创造了无数个神话”,孙岭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创办球队的初衷。这件事似乎一举两得——既能改变底层少年的命运,又能借助这个故事推广棒球运动,“用十年时间,把他们培养成一支世界顶级的队伍。”

2020年8月底,当纪录片带来的关注和热度像风一般散去后,爱心基地面临的难题仍然存在——搬迁到新的场地后,附近没有合适的打工子弟学校。“我们还在尽力解决北京的学籍问题”,孙岭峰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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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

责任编辑 | 刘悠翔

当纪录片导演许慧晶第一次到棒球爱心基地走访时,一个场景至今让他印象深刻。
中场休息时,角落的破沙发上,几个孩子在和教练玩闹。有一个安静的孩子,独自坐在另一边,低头玩弄手里的一个黄色小恐龙。那种眼神吸引了许慧晶,“有点忧郁的感觉,有点飘忽不定,但你不能说没有光”。那是2017年10月,当时许慧晶对棒球这项运动一无所知,但直觉告诉他,这是一个好故事。
2020年8月3日,在西宁举办的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上,许慧晶执导的纪录片《棒!少年》斩获了“最佳纪录片”和“观众选择荣誉奖”两项大奖,豆瓣开分9.3,成为这届影展的一匹黑马。
北京市郊,一群困境儿童在七十多岁老教练的带领下练习棒球。在遭遇城中村改造、锅炉不符合环保标准被砸、市郊小学被拆等外部压力之后,球队将代表亚太区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世界级少棒比赛。底层少年通过棒球运动改变命运,是一个日本动漫般的热血故事。西宁夏夜的露天放映,《棒!少年》收获了最多的掌声和泪水。
2020年8月底,当纪录片带来的关注和热度像风一般散去后,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马堤村附近的强棒天使爱心棒球基地。这里是北京城的东南角,离河北只有十多公里距离。附近是一望无垠的农田,需要步行2公里,才能到达最近的公交站点——42个棒球少年中,有10位2019年年底从四川凉山接来的彝族姑娘,她们组成了中国第一支彝族女子棒球队。
少年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任何改变——仍然日复一日地训练、吃饭、学习。爱心基地面临的难题也仍然存在——搬迁到新的场地后,附近没有合适的打工子弟学校,北京的学籍问题也仍未解决。他们的学习,由几位短期志愿者像“打补丁”一样修修补补。为了维持日常的运转,基地接受了剧组让孩子们拍电影的邀约——则成为旁人眼中怀有商业目的、“靠贫困儿童赚钱”的例证。在超出个体负荷限度的经济压力下,压垮前国家队队长孙岭峰的,也许只是一个价值至少60万元的冬季供暖设备。
当边缘的棒球运动遇到边缘的困境儿童,少年们能否通过竞技体育改变命运,在纪录片叙事文本的背后,现实或许还存在更多的未知和暗礁。
1

“中国的铃木一朗”

1978年出生的孙岭峰,是北京人。他是典型的北方男性长相,浓眉大眼,说话带京腔,皮肤呈棕黑色。作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,孙岭峰曾担任中国国家棒球队队长、江苏棒球队总教练。因各项技术与日本著名棒球运动员相似,被称为“中国的铃木一朗”。
2008年北京奥运会,在一场小组赛中,孙岭峰曾带领中国棒球队在第12局以8∶7的比分,在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中华台北队——这是国家队在奥运史上第一场,也是迄今唯一一场棒球比赛的胜利。最后时刻,在老将侯凤连击出一记再见安打后,孙岭峰跑回本垒获得全场关键的制胜一分,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光辉时刻。
少年时代,孙岭峰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。7岁那年,他在丰台铁路11小上小学二年级时,被从事青少年棒球工作四十多年的启蒙教练张锦新选中。
张锦新是原国家青年棒球队主教练,中国棒球80%的国家队队员都是他的学生。孙岭峰的好友王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孙岭峰小时候本来是练摔跤的。一天,张锦新代表丰台体校来选人。他从后门偷偷溜走,刚巧碰上了张锦新。“教练让他扔个球试试,结果他一出手,直接把对面教学楼的玻璃砸出一个洞。”
“我从7岁开始打棒球,国家儿童队、国家少年队、国家队这么一路走过来。运动员、教练、行业经营者,棒球领域的所有位置我都站在最高点看过、经历过,所以我对棒球的理解跟一般人不一样”,孙岭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据媒体报道,棒球是世界第三大体育产业,市场份额约占整个体育产业的12.5%。仅次于足球和橄榄球,是篮球和F1赛车的总和。然而在中国,棒球是一项边缘的小众运动,被称为“中产运动”。“中国棒球产业的体量和中国棒球队进入东京奥运会的几率一样。”
根据《中国棒球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(2016-2025)》的数据显示,中国目前仅有50块普通棒球场,注册球员一千余人。而世界棒球领域的高地,是美国、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。
2010年,退役后的孙岭峰曾在江苏队担任过一年主教练,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志不在此。很长一段时间,孙岭峰过得沮丧。“制约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原因是体制问题,它的底层逻辑就不对。”在他看来,棒球是一个体育产业项目,它的核心不是竞赛成绩。“而体制内是什么?每个省市为了全运会打造专业队,你只用把成绩这一件事做好就行了,它变成(一些人)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。”
“我以前在国家队就一直是大哥级的人物,到了省队就是主教练级别。我到了省队就是土皇帝,还有白色和灰色的各种各样的收入。可是在那个体制下我又能改变什么?最多就是把一支二流的专业队变成一支一流的专业队,那又有什么意义?对这个项目而言没有任何改变。”孙岭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2016年,孙岭峰成立了一支由困境儿童组成的“强棒天使爱心棒球队”。最初这来自一个未经细想的念头。孙岭峰早年长期资助过一个贫困儿童,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向他张嘴要钱。而在2010年,他给孤儿院的孩子做棒球培训。短短4个月后,他们就夺得了世界级棒球锦标赛的冠军。
“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。体育是一个充满梦想和传奇的平台,它创造了无数个神话”,孙岭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创办球队的初衷。这件事似乎一举两得——既能改变底层少年的命运,又能借助这个故事推广棒球运动,“用十年时间,把他们培养成一支世界顶级的队伍”。
孙岭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他指导的这支棒球队,“现在在国内(同年龄段)是顶尖水平,国内任何比赛都不会掉出前三,至少会拿块牌回来”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2

“他们都有一个悲伤的童年”

2020年8月17日,37度的夏天,通州区马堤村,虫子、大狗和一匹马,在田地周围各自生活。种着庄稼、番茄的农田旁,有一大片地被扒光了绿油油的草,露出土黄色,被当作新的训练场。身穿统一棒球服的孩子们,戴“强棒”logo的帽子,在农田附近接球,跑垒,挥舞手中银色的球棒。
第一次见到这群少年时,许慧晶感到一阵恍惚。
这42个孩子,来到基地时,大多只有7-9岁——是来自河北、山东、四川等地的贫困儿童和事实孤儿。“他们都有一个悲伤的童年和这个年龄不应承受的困境。你无法和眼前这些朝气的孩子画等号,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帅,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一群练习棒球的富家子弟。”
所谓“事实孤儿”,是指父母没有双亡,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意愿抚养的儿童,也即“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”。2019年,民政部公布数据称,全国范围内的事实孤儿共计50万。他们的父母或重残、重病,或服刑在押、被强制隔离戒毒,或一方死亡或失踪,丧失抚养子女的能力。
支教老师何若颖对球队中的三兄弟印象深刻。“他们的妈妈年轻时在家里放牛,把牛放丢了,然后被家里人打骂,就疯了,疯了以后每天在坟地里转,最后被他们的爸爸捡回去,生了孩子。”工作人员静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他们的爸爸,中风后瘫痪在床,母亲则患有严重精神疾病。“双亲都没有监护能力”。
2019年年底,有18名来自四川凉山的孩子来到爱心基地。一位当地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大部分事实孤儿是没有爸爸,但妈妈还在世。因为少数民族(风俗)妈妈改嫁了孩子不能带走。所以爸爸死掉之后,妈妈就抛下他们走了。”
2016年,球队接收的第一批孩子中,小海星是最小的一个。当时只有6岁半,性格古灵精怪。“别人都是这么高,到他这儿变成这么高”,教练杨赫强向南方周末记者比出一个10厘米左右的差距,“当时我问孙教练,怎么有这么小的孩子?孙教练说是被他爸给骗了,他爸跟孙教练说8岁,结果来了之后发现才6岁。”
杨赫强叫小海星“毛毛虫”。他的妈妈去世了,爸爸靠低保生活,这四年杨赫强只见他爸爸来看过孩子两次。以前每次下班时,小海星都会往上一跳,手脚都挂在他的身上。“他够不到我的肩膀,就挂在我大腿以上、肚子以下(的位置),挂在这儿,甩也甩不下来,就像毛毛虫一样。”
2018年初,一次训练结束,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。几个孩子一起过来,和杨赫强闲聊。说起过去的经历,小海星说他住在长城脚下,爸爸以前是开坦克、开飞机的。他的家里有一百多亩地、一千多头羊,还有大戒指。“我一听,孩子在那儿吹。我说挺好,你家比我家有钱。”
杨赫强理解这种童真的谎言。他在心里觉得,所有孩子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以前的样子。“有的孩子已经没有亲人了,像这种孩子,你问他爸爸,他肯定很难受。他不想说我家没有电视,连个冰箱都没有。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这些东西,所以就会吹嘘:我家有这个,我家有那个,我家可大了!”
志愿者老师何若颖也在这些孩子身上体会到过一种异于常人的敏感。她给彝族小姑娘上课时,如果突然夸了一个孩子,会发现另一个孩子一下沉默了。她放下手中的笔,眼睛盯着试卷,“仿佛冻住了”。
来自凉山美姑县的尔喜,爸爸因为脊椎骨折,如今卧床不起。尔喜对孙岭峰说,她每天都不想上学。因为担心放学回家,就见不到妈妈了。“他们那儿男人打女人的现象特别多。现在好不容易爸爸不打了,因为打不了,她就担心妈妈跑了。”
3

“各个环节都烧钱”

四年过去后,回想当初的决定,孙岭峰时常觉得自己是一时冲动。
“为什么?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。我当时想不就是弄点儿孩子,有个基地,我给你养个十年,给你好的教育?脑子一热就干起来了。但是干了以后发现,不对,你需要格局,需要各种公关,需要足够的资金,要保障他们的生活物资,这些都是我一开始无法设想的。”
负责棒球基地公益筹款的工作人员静好,常年从事困境儿童救助工作。“这个项目和其他公益项目的区别,在于我们培养的是主力运动员。不只是吃饱穿暖,要像盆花一样养着。需要学习运动员的礼仪,穿运动员的训练服,各个环节都是烧钱的。”
静好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。“举个例子,孩子们在草地上训练,需要穿钉子鞋,不然会打滑。”她向记者展示了队员们日常的训练鞋——不是专业的棒球运动鞋,而是最基础的回力鞋。59元一双,两个月换一次。即便如此,黑色的鞋面上也有些破洞,鞋底已经快磨平了。“打球用的纯皮手套,要一千多元一双。”
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,成了具体的问题。“我们每天要消耗20斤肉,喝牛奶,他们的蛋白质摄入量,才刚刚能够达到运动员标准的下限。”杨赫强则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体能训练强度最大时,一个月要消耗3000斤大米,“当时30多个队员,每个人的餐盘里都是一个小山坡。”
不可控的外力给球队造成过巨大的风波。2017年,位于昌平区南七家的训练基地面临拆迁。“大冬天的,稍一天黑,村里面就来了一帮恶霸,咔咔就给干了,电就给停了,水也给停了,孩子们没饭吃。”四年时间里,因为拆迁等因素,他们换过四个基地,在偌大的北京城不断迁徙,如今才在通州落脚。
2016年,基地第一次出现资金链断裂。200万的启动资金不到一年就用完了。孙岭峰卖掉了丰台的房子,价值几百万。去年再次出现危机,孙岭峰卖了自用车,一辆奥迪A8,“我当球员最巅峰时才可以买上那辆车”。
杨赫强刚来公司时,孙岭峰给他的印象是不像一个老板。上台讲话是“纯运动员风格”,“讲不出那种领导说的话”。如今的孙岭峰在任何场合表达都很流利。他的母亲曾私下告诉杨赫强,孙岭峰“连睡觉前都在看电子书”。
他见过好几次孙岭峰求人的样子。“您那有什么什么(物资),我们这有孩子,您把您那(东西)给我呗。”外出应酬多时,杨赫强有时会帮孙岭峰开车。最夸张的一次,在北京一天开了将近300公里。那时冬天刚过去,他在门口等了5个小时。
2019年年底,孙岭峰被确诊为心肌梗塞。某天晚上回家,他突然感觉心脏被人用手攥住一般。从四环到二环,开车赶去医院的路上,“我跟家人说你赶紧闯红灯,不行了。”在副驾驶室的镜子里,他看到自己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。后来医生告诉他,再晚来5分钟就迟了。“主动脉三个血管,一个百分之百堵了,两个百分之九十堵了。”
手术结束后,孙岭峰的心脏多了四根支架。
4

15岁还在学拼音

2020年8月17日上午,朗朗的读书声从食堂里传出。孩子们上文化课的教室,就在食堂里。那里有黑板、讲台、三角尺、桌椅、地球仪和一台钢琴,附近的洗碗池里,水龙头正滴着水。门口的餐桌散发出油腥味,厨房的油烟机声响轰鸣。
孙岭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他们一向重视孩子们的学习。之前的三个训练基地,都尽量找在学校附近。但由于没有北京的学籍,孩子们不能进入公立学校,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,“我们会给他们每个人交3000元的借读费”。
但搬到新基地后,附近没有合适的民办学校,再加上疫情的影响,他们的学习被迫中断了半年。最近三个月,才有几位志愿者来短期支教。“很难有人能想象,北京竟然会有这么一个地方,孩子们是没有老师,需要来支教的。”何若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由于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,有些12-15岁的孩子,文化水平只有一二年级。一个15岁的孩子,现在还在学拼音。何若颖介绍,“同一个孩子,语文数学英语可能对应的是不同的级别,比如说语文是3年级的水平,数学是5年级的水平。”
志愿者扮演的角色更像是“打补丁”——他们要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量身授课。“但排课有一些难度,按照上面那个例子来说,你不能让3年级的语文和5年级的数学同时上课,这样孩子没法分身。但我们现在还是出了一个课表,按照这个课表走。”
他们都不是职业教师——刚从美国本科毕业回国的何若颖,是教育学专业,最近收到了牛津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和她搭档的三位志愿者,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。2020年8月25日,两位志愿者即将结束工作,新的老师还没找到。42位孩子的课业重担,都将落到何若颖和另一个老师的身上。
临近开学出国的日子,父母希望何若颖多留在家里,但她觉得对于基地的孩子来说,“老师多呆一天都很有用”。为了争分夺秒地让教学进行下去,他们决定“战略性”地放弃一部分学生。“但凡人手够,我们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孩子,哪怕是最不爱学、最调皮、最让人不省心的。”何若颖说。
2020年8月26日上午,正是上课时间,孙岭峰忽然把所有孩子叫出教室——他们要去参加影视选角。《棒!少年》取得成功后,一个电影剧组找上门来。孩子们要去青海拍40天戏。
这让志愿者秦飞开始觉得此事变了味,“以前是为了训练不上课,现在为了拍戏连训练都放下了。”
他甚至怀疑起孙岭峰的动机。“他完全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心态,拿孩子当道具。他明明可以挑身体更好,可以挑更有运动天赋的,为什么非要挑一些穷苦孩子?因为这些背后有故事的孩子,都是他的好素材,都是他的资源。他前半辈子打球打到了国家队队长,后半辈子跨界成为经纪人中的佼佼者,我说他这辈子成功了。”
但杨赫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。“据我所知,孙教练这几年把包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到了基地。他一个前国家棒球队队长、江苏队主教练,这种身份的人随便到一个城市当主教练每月都能挣几万块,他明明可以过得更好,何必把自己弄成现在这么累?”
对于现在的基地来说,眼下就有着更为具体的困难。静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搬迁到新基地后,有一项施工款到现在还没结清,“一共是7.4万,我第一次打了3.5万,第二次打了2.2万,现在还差1.7万没给人家。”而冬天快到了,供暖问题至今没有解决,“一套供暖设备要60万-80万”。
秦飞认为基地面临的许多危机,很多时候是因为筹备不足。“我觉得应该提出一个课题——有爱心但是没能力的人到底该不该做慈善,尤其是关于少儿的慈善。因为这件事没有试错的机会,一错就是毁掉孩子的前途。你不能说10岁不上学,到18岁再学,不可能,小孩赌不起。”
训练的同时,棒球队的孩子需要学习,目前他们的义务教育只能由支教老师承担。(孙懿洁/图)
5

改变命运的机会

在缺乏更多社会支持的情况下,孙岭峰认同这件事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畴。“这真的不是我这种层次的人能干的事”。
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这些年自己咬牙扛下来,是因为他亲眼见过孩子们的原生环境。“他已经见到这个世界了,这是另一个世界。如果带出来又送回去,伤害是巨大的。你还不如不带他出来,他没见过就不会有任何诉求。我不愿意背负这种罪恶感。”
2019年,民政部、最高法、最高检等12个部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(下称“意见”)》。宣布自2020年1月1日起,“事实孤儿”将可获得政府统一发放的生活补贴、医疗救助及教育保障,意味着这一群体正式被纳入到“国家监护”的政策中,由政府为事实孤儿的生存问题“兜底”。
但据《南都观察》报道,根据《意见》规定,目前只有两类儿童可被认定为“事实孤儿”——“父母服刑或吸毒,子女无人看护照顾的”,以及“父母均属于重度残疾,丧失劳动能力的”。父亲一方过世、母亲改嫁的则不被算在内。各地民政部门对政策的解读不同,也会导致部分“事实孤儿”可能得不到“兜底”救助。
补贴标准按各地的财政状况而定。一般而言,“事实孤儿”每月可享受475元的补助,被划入贫困标准内的,则是每月950元。“但事实上,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和舅舅、爷爷奶奶生活,这笔钱变成家庭收入后,究竟有多少能用到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,是需要打个问号的。”凉山一位从事妇女儿童救助的NGO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李明生活在四川美姑县,那里是大凉山的深处,也是“强棒天使队”里几朵彝族金花的家乡。因为海拔高,8月的炎炎盛夏,那里已经穿上了羽绒服。“她们在北京,其实我是很开心的。走出去至少比在这里好。”
李明所在的村里,2015年才建好了第一所爱心小学——这意味着高山上的孩子第一次有了就近入学的机会。“2018年时,还有1999年出生的孩子在读二年级。2019年,19岁读小学四年级的孩子都还有。也不能怪他们,如果说政府或者社会不帮他们想出路,他们是想不了那么多东西的”。
他们是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失落者。“学普通话”是当地的彝族孩子进入学校最重要的目的。“来学两年普通话,然后出去打工。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不会说普通话的。”但因为语言隔阂和其他原因,很少有人能进入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,大部分人只能去新疆、西藏等地修高压线。
在李明看来,棒球少年们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北京长大,是真正可以改变命运的珍贵机会,“因为眼界是不一样的”。
一个叫赵鑫的球员,目前球速已经能达到时速110公里以上。“目前在全国锦标赛中,还没有一个同年龄的人能达到这种球速。如果没有疫情,他绝对会是今年全国锦标赛冠军的最佳人选”,杨赫强说。
“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,这支球队现在在国内(同年龄段)是顶尖水平。国内任何比赛都不会掉出前三,至少会拿块牌回来”,孙岭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2017年7月,球队有4名孩子入选国家少年棒球队,赴日本参加国际青少年棒球赛事PONY杯,并荣获成长组冠军。
即便无法成为顶尖棒球运动员,刘祥雨认为他们至少可以做教练。“现在北京每个区都有棒球区队,大学、中学、甚至很多小学都有兴趣班和校队。因为大学的体育课,不再只有田径项目,也有射箭、棒球这种比较冷门的运动,所以对教练的需求也变大了。”
但何若颖依然希望孩子们的未来能有更多选择的机会。“有些孩子特别机灵,学东西很快,也很努力,其实是适合读书的。我们现在很希望能尽快找到学校,尤其是和他们的年龄能力相匹配的,能够上正常的文化课。”孙岭峰则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“目前正在尽力解决孩子们在北京的学籍问题。”
2019年12月,凉山的小姑娘刚到北京时,长发及腰,不少人头上还有虱子,“像个小野人”。因为少数民族的风俗,她们不让剪头发。照料生活起居的阿姨,便每天为她们涂抹药膏。阿姨像教女儿一样:女孩子要穿干净的安全裤,学会叠衣服。她们的衣柜里都有一个芭比娃娃。
静好给宿舍里布置了粉色的公主蚊帐,小姑娘们刚来时,总爱钻进去,把自己包裹住。“她们说这是婚纱”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静好、小海星、秦飞、李明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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